月度归档： 2023 年 4 月

卡鲁城里有个围棋俱乐部。棋客每周二聚集在一个酒馆里下棋喝酒聊天。这样的业余爱好团体在一个城市里有很多。一个人若没有参加过业余爱好俱乐部，在旁人眼里是无趣的。

W同学和Z同学精力有余，加上日益增长的围棋兴趣，参加了这个俱乐部。在一个30万人的欧洲小城，居然有一二十人的对这一古老的中国棋艺着迷，这也是匪夷所思的。

我去过没几次。因为那时学习压力很大。我当时必须阅读大量专业书籍，寻找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研究课题，并取得新的进展，从而写出博士论文。

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正酣。卡鲁围棋俱乐部有人提出，咱也来个中德围棋擂台赛吧。中方已有五个棋手，德方也出五棋手。倡议一经提出，无人能抵抗，这倡议诱惑力太大了。

于是乎，双方各自布阵，调兵遣将。每周二就在这个小酒馆杀将起来。那时节，Z同学还没进厕所研究棋谱，所以我被推为卡鲁的聂卫平，Z同学为保卫擂主的阵前大将。经过多个回合，双方只剩下各自的擂主与Z同学。德方擂主老R身材魁梧，脸相却斯文，一副银丝眼睛，还是个物理博士。Z同学上场搏杀，虽竭尽全力，然功力不敌，败下阵来。

轮到双方擂主对决了。这场对决吸引了全体棋迷。因为输赢并不好说。事先双方各有输赢，棋力相差不大，决战因而精彩。

需要埋个伏笔的是，欧方真正的实力在于一位卢森堡籍的青年小L，棋力当时就高达四段，欧洲业余冠军。这位后生实力实在太强大了，被中方生生排除，理由是，咱们是中德擂台赛，卢森堡人不能算吧。

擂台赛的擂主经过激战，老R获胜。也就是说德方赢了。老R非常高兴。散伙时，老R坚持要用他崭新的奥迪送我回家，抚慰我失败的沮丧？我怀着失落与感激坐进他的奥迪新车。天下着瓢泼大雨，雨刷也来不及刮去倾盆而下的大水。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停下，老R轻松地说着段子。绿灯一亮，老R左拐。我忽然看到一辆汽车出现在眼前不远，老R来不及躲闪了，轰的一声，撞上了。在关键的时候，看出德国人的老练了。老R马上问我，受伤了吗？我摸了摸头上与身上，说，还好没有伤。老R在车里座椅下黢黑的摸半天，摸到两副眼镜，一副是他的，另一副是我的。他递给我一副，说，我们下车吧。打开车门，撞车双方并不多话，打电话叫警察。警车几分钟就赶到了。询问了几句老生常谈的问题，红绿灯状况，系安全带没有，等等。警察问完情况，核实证件，双方签字后，警车就走了。双方的车全都毁了，等待拖车拉走。老R与对方开了个玩笑说，恭喜你可以换新车了。对方耸耸肩。忽然老R直直看我半天，怀疑他眼睛是否撞出毛病了，因为他看不清楚我。我说，我也怀疑是否眼睛出了毛病，我怎么也看不清你了呢？忽然，老R摘下眼镜递给我说，这是你的眼镜。我恍然大悟，摘下眼镜递还给老R。

这场擂台赛当然也吸引了中国学生会，大家正等着好消息。正当我们要沮丧地宣布败绩的时候。一架飞机从上海飞来。下来一位围棋仙女，中国国家队芮九段的师妹小Z。我方马上派出Z同学，与德方商议，双方各增补一名队员，把中德擂台赛升级为中欧擂台赛。德方很大度，宣布接受，擂台赛继续，丝毫不计较老R已经为擂台赛付出了一辆新奥迪的代价。

小Z没顾上倒时差，赶赴擂台。中欧双方所有棋手对这场邂逅充满兴趣。小Z没下几手就给了老R压力。老R脸色凝重，知道大事不妙了。又过了一周，小Z与小L对决，这是卡鲁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一场围棋赛。双方的棋力都在四段以上。不管是专业段还是业余段，卡鲁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高水平的围棋赛。开创了历史！这场围棋擂台赛，这段留学往事恐怕在欧洲也是空前的。因为小L是欧洲冠军呢！比赛结果，Z小师妹力克群雄，成为唯一不败的中国围棋手，赢得了这场擂台赛。实际上，是德方赢得了中德擂台赛，中方赢得了中欧擂台赛。

这场擂台赛的一个文化影响是，以上提到简称名字的欧洲棋手后来都成了中国女婿。Z小师妹后来成为中欧围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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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每年最热闹的恐怕要数Uni Fest, 大学节。

这是在夏季举行的，时间是在降灵节之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德国人大约平均两个月左右要过一次比较大的节。例如圣诞节之后不到两个月是狂欢节，又不到两个月是复活节，然后是降灵节。在中小学放假之前，大学生插个空，搞一次大学节。因为中小学夏季一旦放假，城里人有时近一半的人出去休假。而大学节是对全城人开放的，时机要选准。

大学节有一些专业音乐团队来演出，还不止一个舞台，记得有三个舞台。而主舞台的那个音乐团队一般是区域里较出名的Pop音乐队。观看的人很多，台上狂歌乱舞，台下如痴如醉。现场听音乐会的感觉与在家里听音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场音乐会的喇叭能让人不仅感到声浪，还能感觉气浪，胸口能感受到锤击。

最热闹的就是美食一条街了。摊主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有时业余的远远超过职业摊位。因为每个学生都可以申请摊位，只要交约30马克的管理费。摊主不能收现金，只能收大学学生会发行的券。摊主要到第二天才能到大学学生会去兑钱。

第一次参加Uni Fest是在 HaDiKo的小广场上。太热闹了，以至于人挤人。有个德国青年过来聊天，问起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来。他问是香港还是台湾，我说是从上海来。这青年惊愕地瞪大眼睛问，那么说你是红色中国人。我笑笑说是。那青年赶紧把他有照相机的朋友叫来，说一定要和我照合影，因为我是他见到的头一个红色中国人。显然，他是社会上的人，不是大学里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三年，大学里早就有红色中国人了。

头一次品尝业余摊主的美食。觉得一般般。我做的可能比他好。所以在第二年 Uni Fest，与老朋友搭档, 也申请了一个业余摊位。做什么呢？春卷。当场包，当场油炸出来。春卷皮是头天用古法就摊好的，馅是白菜肉丝蘑菇丝。这是上海式春卷，浇点醋，小时候很让人嘴馋的那种。投资了一个旅行燃气炉，几十马克。 头天忙一天，当天也忙一天加一晚上。没百忙。记得卖2马克一个春卷，食客排长队，忙得来不及讲话，一晚上营业额上千马克，比一个月奖学金还多。

第二年，继续干。大学生学生会的一个干事认出我们，说，是做Frühlingsröllchen 的吧。我听出这话酸酸的，嫌春卷有点小，正尴尬，没想到老搭档来一句，这说明春卷好吃，不够吃，那就做大点呗。一句话把大伙都说宽松了。第二次的营业额比第一次还高，还没有营业税和所得税这一说，利润是很高的，甚至赶上卖Prada皮包的利润。

这是仅有的两次做春卷的故事。没有第三次。因为不知何故，这事儿传到使馆耳朵里去了。使馆里传出微言，卡鲁有人带头搞副业。老搭档知道后，说，那咱们就不做了吧。

封面图：今年unifest 的广告图。

基金会同学传来喜讯。他太太从北京乘火车穿越苏联和东德，到西柏林与先生团聚了。啊，真成了。我听说之后，立即写信给我太太，让她马上去办同样的手续。过些天，太太来信说，手续在我的单位里被卡住了。理由是，本大学从来没有同意过任何家属可以出国陪读。我的失望与抱怨可想而知。过了几个月，太太来信说，派出所来电话，不需要我单位同意，只要自己的工作单位同意就行。这等于说是开了大门。我问是那个大领导批准的，她说是胡耀邦同志指示的。人做过的好事，人们都会牢记一辈子的。1985年1月，我太太成了第一个到达卡鲁的中国太太。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了老陆，他与我一个单位。

学生宿舍不能住了，必须找一个可以住家属的宿舍。新宿舍隔壁住着一对台湾来的夫妇。那对台湾夫妇是很活泼有趣的。也喜欢与大陆同学聊天交流，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隔阂障碍。

我家搬进去之后，台湾太太逢人就说，嗨，大陆的太太这么漂亮哦，以前没见过，也没想到过，仙女一样。这句话一传十，十传百，至今还有人记得这事。我家当时觉得奇怪，没这么夸张吧？台湾美女有的是，大陆美女也有的是。台湾太太怎么这般吃惊？那时的大陆人还不大会说恭维话，把恭维话当真。只是到后来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有一天，台湾太太面含忧伤地走进公共厨房说，我们的蒋总统死了。我一愣，说，你们的蒋总统去世好几年了吧。她说，你说的是老的，我说的是小蒋总统。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们的小蒋总统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多年后，我与太太去台湾旅游，大开眼界，超乎想象。两个字：喜欢。

几乎每个有中国留学生的大学都会有中国留学生会。这是一个在大使馆资助下的学生会组织。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都是通过选票选出来的。大使馆给一点活动经费，不多。学生会组织活动，有时就自己凑点经费。

大使馆教育处与留学生的关系很好。那是一种承认并接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很通顺流畅。经常有教育处人员到各地留学生那里走走。尤其是管理大学生的教育专员，可以说是与大学生打成一片。大学生视教育专员如表叔。来访一次，似乎都要来一张全家福。

与此相反的是，管理进修人员的教育专员与进修人员的关系似乎就没那么融洽。一是由于，进修人员比教育专员的年龄还大，所以没有教育之说。二是两者之间似乎只有一件事情相关，那就是专员批准进修人员的进修时间是否可以延长，并决定护照延长的时间。如果不予延长，就会敦促该进修人员及时回国。所以，一提起管理进修人员的专员，能觉察到进修人员微微一皱的眉头。

大使馆教育处每次来人，总会带来一些福利。其中最大的福利是放电影。

放的都是当时在中国热播的电影，例如《红高粱》。这对所有留学生包括进修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听说要放电影了，那简直像过节一样，或者说像看春晚一样。如果没通知到谁，那学生会头头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卡鲁是个大的学生会，放电影的那晚，HaDiKo最大的Party厅里人山人海。这场景酷似生产队打谷场上放电影，绝对是一大乐趣。那种时候，在生产队里时而会发生未私定的男女青年打情骂俏然后私下偷偷离场的事情。但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男多女少，未私定的女生是被很多双眼睛盯着的。

根据近年考古，在L同学处发掘到的1987年1988年的花名册。卡鲁大学当年有留学生进修生二百多人。看手迹，是我太太杨一平逐字誊写的。

中午时分，学生们陆陆续续来到食堂。排队，交票，拿托盘，领取饭菜和汤。主菜一般是荤菜，猪肉牛肉或鸡，难得有鱼，炸鱿鱼圈倒经常有。蔬菜一般是色拉，也就是凉拌的菜叶子。

饭一般是面条，意大利饺子，炸土豆条，难得有米饭。这么一顿管饱的午餐饭票当时是二到三个马克。同样这么一顿饭，在街上要十马克。食堂是得到校方补贴的，有人说并不补贴食材，而是食堂的全部人工费用，燃气照明，打扫卫生都是校方出的钱。

食堂是留学生喜欢的碰头地点。大家伙儿专聚在某几排大桌，时间久了，其它学生也不往你们中文区里凑。记得台湾留学生也有自己区域，并不相交。大陆留学生分几种类型：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大学生与研究生年龄相仿，区别只是大学在国外读还是在国内读。进修生一般是青年助教，年龄要大个五岁十岁的。访问学者就老了，再加十岁十五岁的。从兴趣上讲，大学生研究生相同处较多，进修生有区别了，而访问学者的区别就大了，基本是上一代人了。访问学者不用上课，所以鲜有来食堂的。

饭后的侃大山也是学园枯燥生活的欢乐时刻，天文地理，时事新闻，新来了一个女同学，，，都是题目。那时候，没有邮件，更没有油管。信息主要来源是德国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因此，食堂是信息交流的主要窗口。侃大山的时间远比吃饭时间长。侃着侃着又饿了，再去添饭。所谓添饭，是添一饭勺饭食，再浇上点汤汁。有人好这一口，说，晚饭就不吃了。 但这有个后遗症。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提起，下午老犯困，是不是生什么病了。马上有数个人说自己也有同样的症状。有明白人指出，这是添饭的缘故。吃得过饱，血液跑到胃部助消化，脑部缺血了。而咱们都是脑力工作者，对此比体力工作者敏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哪！从此之后，鲜有添饭人。

在HaDiKo 住定。每天总要到老陆房间坐坐，聊一会儿。老陆人缘好，他房间虽小，客流量却很大，各路人马川流不息。很快就结识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两个神童。那年代，少年班名闻天下。这两位少年果然好学，没说上几句就打听我喜欢玩什么。我不记得一开始说了些喜欢玩啥，他们没表现出很大兴趣。后来添了一句，偶尔下下围棋。少年汪昊和郑锐的眼中立即闪出光来。

第二天，我就成了他们座上客了。他们住在第五栋楼。

棋盘摆上，黑白大龙绞杀，天昏地暗。如果我当时棋力弱于他们，估计我马上就会被当弃子那样处理。实际情况相反，我大约高三个级别左右。他们两个加起来对付我也不行。围棋就是这么奇妙，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也不会提高一个段位。

从此之后，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来请我过去厮杀。我当时估计，在半年一年之内他们是追不上我的。有些担心，别耽误了各自的学业。记得在大学里，数学系另一个班有个围棋迷，为了击败我，背着围棋篓子，到处寻师访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苦练。一年后向我发起挑战，成功将我击败。但这却荒废了他不少学业。我怕旧事重演。每每自制。

奇怪的是，神童似乎不需要做作业，考试不是负担。我不行啊，当时压力还是蛮大的。

下棋逐渐不多了。他们始终没追上。因为没有其他高手，老跟师傅我下，是很难超过师傅的。有段时间，郑锐不大来找我下了。汪昊说，老郑买了定式棋谱，现在更喜欢蹲在厕所里研究棋谱。我一听，知道往事要重演了。三个月后，郑锐走出厕所，要找我手谈。棋盘摆上，几子落下，我知道不对了，这家伙棋力猛增。当场将俺斩于马下。从此以后，我不再是郑锐的对手。

卡尔斯鲁厄(简称卡鲁)市区人口30万，郊区30来万。有6所大学和大专。其中，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是德国的精英大学之一。大学引以为豪的几个人物是，发现电磁波的赫兹，发明汽车的本茨（奔驰），，，

到一个大学就学，碰到的第一个头痛问题就是找宿舍。卡鲁最大的学生宿舍叫Hans-Dickmann-Kolleg 简称HaDiKo，有1100个房间。这是一个由学生自行管理的宿舍，由学生房客选出管理人员，而接受新房客属于管理事务，申请人经由管理人员面谈后当场拍板是否录取成房客。

我离开歌德语言学院前就与第二栋宿舍的面试官约好面谈时间，一到卡鲁就直奔HaDiKo面谈。那面试官问学什么专业，哪里来的，业余爱好是什么（这点很重要，把你会的都说上去，显示是个兴趣广泛的）。没问几句，就当场说，你可以住进来了。很爽气。

面谈之后，马上下一个节目，拜访交大老同学老陆。他住在第一栋宿舍。陆红涛也是六机部那批出国考的录取考生，只不过他拿的是校级交流的名额。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马上展示他的厨艺，在厨房里忙起来给我接风。聊天中，老陆提起他隔壁的隔壁有间房间是空着的。可以问问楼道长是否接受。那楼道长与老陆没交流几句，就一口答应说，可以住进来，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忽然有了挑选空间了！想到与老陆在一个楼道聊天方便，而且第一栋比第二栋还便宜，于是马上回头找第二栋的楼道长问问是否可以换房间。那个面试官兼楼道长怒了，说，二个小时前你来申请，批准了，二个小时后你又要换房间了?! 我自觉理亏，说，对不起，那我就收回换房间要求吧。那面试官看着我，愣了几秒钟，说，好吧，你的换房申请被批准了。

面试官发脾气时吓我一跳，他之后又这么宽容，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了。这是到卡鲁之后遇到的第一次习俗碰撞。从那次之后我就十分小心地处理类似的事情。

卡鲁这个HaDiKo与卡鲁很多留学风云人物有过缘分，很多美好的记忆也留在了HaDiKo。

卡鲁理工大学后来改名为曾经用过的名字：卡鲁理工学院KIT。

我们得到的是德国阿登纳智者奖学金。是基民盟下的阿登纳基金会颁发的。这个基金会在每个城市都有活动小组，经常不定期举办一些活动，讲个专题，聊聊天，吃顿饭。团组还会请当地大学有名望的教授充当公众活动的门面。

我们先到曼海姆歌德语言学院学半年德语。

那个时候，出国是有纪律的，例如有内部学习。记得有次学习报章“抵制精神污染“。聊着聊着，这篇文章本身却遭到多数人的抵制。众人大发牢骚，对这种文革余毒一样的东西十分反感。当地中国留学生领班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进修老教师，听任大家发牢骚，还时不时添几句。听说，他当年是与右派沾边的。

大家维护祖国声誉的意识很强。有人在德语课对老师提出意见。这在德国很正常。但却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认为不应该多提意见，避免德语老师不爽，不要搞坏中德关系。于是有人提议开会，“统一思想“。结果内部激烈辩论，统一思想派与反对派炒作一团，连“热得快“烧干了也没人想起，差点惹了火灾。

有一次，基金会德国同学要举办关于中国的幻灯片秀，邀请我们中国同学参加。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还西装领带的。那德国同学兴致勃勃地一片一片地放着幻灯片，我们的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了下来，怎么见到的不是祖国大好河山，而是到处的贫穷落后呢。当放映到北京时，放出的竟然不是壮丽宏伟的天安门，而是侧边脏兮兮胡同里的垃圾箱，，，这下子北京同学不忍了，开始抱怨，，，声浪越来越大，最后集体起立，退出幻灯片秀。把那个德国同学惊得目瞪口呆。他解释的大致意思是，天安门有足够多的照片了，而垃圾箱照片是稀缺的。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我们。这位德国同学这辈子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的是，当年批判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的“歪曲抹黑“中国的电影时，我们中间有些可能是大学里批判文章的执笔。

1984年，中国留学生的思想既开放又保守。

有老同学来约稿，回忆一下1984-1987年间留学人员在卡鲁大学的情况。老同学现在都基本退休了，希望出一本当年留学经历的集子。

我拖了一段时间。看上去不好意思再拖了。因此干脆利用这里的写作时间用来写一些片段，最后整理一下交差。

卡鲁留学生活点滴 1984-1988

来到德国

在参加了一次考试后不久，我被通知要出国留学了。那是一次四百人的考试，参加者都是六机部属下高校和研究所的青年助教。上海交通大学那时还属于六机部，也就是造船工业部。考试的录取率很高，二取一。只考两门课，英语与数学。

那时说的留学是去美国。不久，系领导找我谈话说，留学事宜有些变化，说德国给了我国一些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去德国。找我的原因是，其他大部分人比我年纪大，再换学德语有困难了。我虽然有些顾虑，但当时没觉得美国德国有多大区别，因此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当然，我知道不答应也不行的。

潜在的人生就是一棵树，有许许多多可能的道路。这些前景虚幻成一棵树。当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人生时，隔壁的那些杈就与人永久无关了。人最后走的，只是树上的一个枝杈和下一个枝杈，，，光秃秃，一枝而已。其余的，全是曾经的计划与梦想。走到最后，成了一片叶子，落下地去，，，

1983年10月6日，飞到德国。

(封面照，起飞前与家人合影。那时怀孕，肚子已经明显鼓了，因此采用蹲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