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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同学传来喜讯。他太太从北京乘火车穿越苏联和东德，到西柏林与先生团聚了。啊，真成了。我听说之后，立即写信给我太太，让她马上去办同样的手续。过些天，太太来信说，手续在我的单位里被卡住了。理由是，本大学从来没有同意过任何家属可以出国陪读。我的失望与抱怨可想而知。过了几个月，太太来信说，派出所来电话，不需要我单位同意，只要自己的工作单位同意就行。这等于说是开了大门。我问是那个大领导批准的，她说是胡耀邦同志指示的。人做过的好事，人们都会牢记一辈子的。1985年1月，我太太成了第一个到达卡鲁的中国太太。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了老陆，他与我一个单位。

学生宿舍不能住了，必须找一个可以住家属的宿舍。新宿舍隔壁住着一对台湾来的夫妇。那对台湾夫妇是很活泼有趣的。也喜欢与大陆同学聊天交流，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隔阂障碍。

我家搬进去之后，台湾太太逢人就说，嗨，大陆的太太这么漂亮哦，以前没见过，也没想到过，仙女一样。这句话一传十，十传百，至今还有人记得这事。我家当时觉得奇怪，没这么夸张吧？台湾美女有的是，大陆美女也有的是。台湾太太怎么这般吃惊？那时的大陆人还不大会说恭维话，把恭维话当真。只是到后来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有一天，台湾太太面含忧伤地走进公共厨房说，我们的蒋总统死了。我一愣，说，你们的蒋总统去世好几年了吧。她说，你说的是老的，我说的是小蒋总统。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们的小蒋总统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多年后，我与太太去台湾旅游，大开眼界，超乎想象。两个字：喜欢。

几乎每个有中国留学生的大学都会有中国留学生会。这是一个在大使馆资助下的学生会组织。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都是通过选票选出来的。大使馆给一点活动经费，不多。学生会组织活动，有时就自己凑点经费。

大使馆教育处与留学生的关系很好。那是一种承认并接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很通顺流畅。经常有教育处人员到各地留学生那里走走。尤其是管理大学生的教育专员，可以说是与大学生打成一片。大学生视教育专员如表叔。来访一次，似乎都要来一张全家福。

与此相反的是，管理进修人员的教育专员与进修人员的关系似乎就没那么融洽。一是由于，进修人员比教育专员的年龄还大，所以没有教育之说。二是两者之间似乎只有一件事情相关，那就是专员批准进修人员的进修时间是否可以延长，并决定护照延长的时间。如果不予延长，就会敦促该进修人员及时回国。所以，一提起管理进修人员的专员，能觉察到进修人员微微一皱的眉头。

大使馆教育处每次来人，总会带来一些福利。其中最大的福利是放电影。

放的都是当时在中国热播的电影，例如《红高粱》。这对所有留学生包括进修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听说要放电影了，那简直像过节一样，或者说像看春晚一样。如果没通知到谁，那学生会头头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卡鲁是个大的学生会，放电影的那晚，HaDiKo最大的Party厅里人山人海。这场景酷似生产队打谷场上放电影，绝对是一大乐趣。那种时候，在生产队里时而会发生未私定的男女青年打情骂俏然后私下偷偷离场的事情。但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男多女少，未私定的女生是被很多双眼睛盯着的。

根据近年考古，在L同学处发掘到的1987年1988年的花名册。卡鲁大学当年有留学生进修生二百多人。看手迹，是我太太杨一平逐字誊写的。

中午时分，学生们陆陆续续来到食堂。排队，交票，拿托盘，领取饭菜和汤。主菜一般是荤菜，猪肉牛肉或鸡，难得有鱼，炸鱿鱼圈倒经常有。蔬菜一般是色拉，也就是凉拌的菜叶子。

饭一般是面条，意大利饺子，炸土豆条，难得有米饭。这么一顿管饱的午餐饭票当时是二到三个马克。同样这么一顿饭，在街上要十马克。食堂是得到校方补贴的，有人说并不补贴食材，而是食堂的全部人工费用，燃气照明，打扫卫生都是校方出的钱。

食堂是留学生喜欢的碰头地点。大家伙儿专聚在某几排大桌，时间久了，其它学生也不往你们中文区里凑。记得台湾留学生也有自己区域，并不相交。大陆留学生分几种类型：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大学生与研究生年龄相仿，区别只是大学在国外读还是在国内读。进修生一般是青年助教，年龄要大个五岁十岁的。访问学者就老了，再加十岁十五岁的。从兴趣上讲，大学生研究生相同处较多，进修生有区别了，而访问学者的区别就大了，基本是上一代人了。访问学者不用上课，所以鲜有来食堂的。

饭后的侃大山也是学园枯燥生活的欢乐时刻，天文地理，时事新闻，新来了一个女同学，，，都是题目。那时候，没有邮件，更没有油管。信息主要来源是德国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因此，食堂是信息交流的主要窗口。侃大山的时间远比吃饭时间长。侃着侃着又饿了，再去添饭。所谓添饭，是添一饭勺饭食，再浇上点汤汁。有人好这一口，说，晚饭就不吃了。 但这有个后遗症。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提起，下午老犯困，是不是生什么病了。马上有数个人说自己也有同样的症状。有明白人指出，这是添饭的缘故。吃得过饱，血液跑到胃部助消化，脑部缺血了。而咱们都是脑力工作者，对此比体力工作者敏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哪！从此之后，鲜有添饭人。

在HaDiKo 住定。每天总要到老陆房间坐坐，聊一会儿。老陆人缘好，他房间虽小，客流量却很大，各路人马川流不息。很快就结识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两个神童。那年代，少年班名闻天下。这两位少年果然好学，没说上几句就打听我喜欢玩什么。我不记得一开始说了些喜欢玩啥，他们没表现出很大兴趣。后来添了一句，偶尔下下围棋。少年汪昊和郑锐的眼中立即闪出光来。

第二天，我就成了他们座上客了。他们住在第五栋楼。

棋盘摆上，黑白大龙绞杀，天昏地暗。如果我当时棋力弱于他们，估计我马上就会被当弃子那样处理。实际情况相反，我大约高三个级别左右。他们两个加起来对付我也不行。围棋就是这么奇妙，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也不会提高一个段位。

从此之后，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来请我过去厮杀。我当时估计，在半年一年之内他们是追不上我的。有些担心，别耽误了各自的学业。记得在大学里，数学系另一个班有个围棋迷，为了击败我，背着围棋篓子，到处寻师访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苦练。一年后向我发起挑战，成功将我击败。但这却荒废了他不少学业。我怕旧事重演。每每自制。

奇怪的是，神童似乎不需要做作业，考试不是负担。我不行啊，当时压力还是蛮大的。

下棋逐渐不多了。他们始终没追上。因为没有其他高手，老跟师傅我下，是很难超过师傅的。有段时间，郑锐不大来找我下了。汪昊说，老郑买了定式棋谱，现在更喜欢蹲在厕所里研究棋谱。我一听，知道往事要重演了。三个月后，郑锐走出厕所，要找我手谈。棋盘摆上，几子落下，我知道不对了，这家伙棋力猛增。当场将俺斩于马下。从此以后，我不再是郑锐的对手。

卡尔斯鲁厄(简称卡鲁)市区人口30万，郊区30来万。有6所大学和大专。其中，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是德国的精英大学之一。大学引以为豪的几个人物是，发现电磁波的赫兹，发明汽车的本茨（奔驰），，，

到一个大学就学，碰到的第一个头痛问题就是找宿舍。卡鲁最大的学生宿舍叫Hans-Dickmann-Kolleg 简称HaDiKo，有1100个房间。这是一个由学生自行管理的宿舍，由学生房客选出管理人员，而接受新房客属于管理事务，申请人经由管理人员面谈后当场拍板是否录取成房客。

我离开歌德语言学院前就与第二栋宿舍的面试官约好面谈时间，一到卡鲁就直奔HaDiKo面谈。那面试官问学什么专业，哪里来的，业余爱好是什么（这点很重要，把你会的都说上去，显示是个兴趣广泛的）。没问几句，就当场说，你可以住进来了。很爽气。

面谈之后，马上下一个节目，拜访交大老同学老陆。他住在第一栋宿舍。陆红涛也是六机部那批出国考的录取考生，只不过他拿的是校级交流的名额。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马上展示他的厨艺，在厨房里忙起来给我接风。聊天中，老陆提起他隔壁的隔壁有间房间是空着的。可以问问楼道长是否接受。那楼道长与老陆没交流几句，就一口答应说，可以住进来，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忽然有了挑选空间了！想到与老陆在一个楼道聊天方便，而且第一栋比第二栋还便宜，于是马上回头找第二栋的楼道长问问是否可以换房间。那个面试官兼楼道长怒了，说，二个小时前你来申请，批准了，二个小时后你又要换房间了?! 我自觉理亏，说，对不起，那我就收回换房间要求吧。那面试官看着我，愣了几秒钟，说，好吧，你的换房申请被批准了。

面试官发脾气时吓我一跳，他之后又这么宽容，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了。这是到卡鲁之后遇到的第一次习俗碰撞。从那次之后我就十分小心地处理类似的事情。

卡鲁这个HaDiKo与卡鲁很多留学风云人物有过缘分，很多美好的记忆也留在了HaDiKo。

卡鲁理工大学后来改名为曾经用过的名字：卡鲁理工学院KIT。

我们得到的是德国阿登纳智者奖学金。是基民盟下的阿登纳基金会颁发的。这个基金会在每个城市都有活动小组，经常不定期举办一些活动，讲个专题，聊聊天，吃顿饭。团组还会请当地大学有名望的教授充当公众活动的门面。

我们先到曼海姆歌德语言学院学半年德语。

那个时候，出国是有纪律的，例如有内部学习。记得有次学习报章“抵制精神污染“。聊着聊着，这篇文章本身却遭到多数人的抵制。众人大发牢骚，对这种文革余毒一样的东西十分反感。当地中国留学生领班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进修老教师，听任大家发牢骚，还时不时添几句。听说，他当年是与右派沾边的。

大家维护祖国声誉的意识很强。有人在德语课对老师提出意见。这在德国很正常。但却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认为不应该多提意见，避免德语老师不爽，不要搞坏中德关系。于是有人提议开会，“统一思想“。结果内部激烈辩论，统一思想派与反对派炒作一团，连“热得快“烧干了也没人想起，差点惹了火灾。

有一次，基金会德国同学要举办关于中国的幻灯片秀，邀请我们中国同学参加。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还西装领带的。那德国同学兴致勃勃地一片一片地放着幻灯片，我们的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了下来，怎么见到的不是祖国大好河山，而是到处的贫穷落后呢。当放映到北京时，放出的竟然不是壮丽宏伟的天安门，而是侧边脏兮兮胡同里的垃圾箱，，，这下子北京同学不忍了，开始抱怨，，，声浪越来越大，最后集体起立，退出幻灯片秀。把那个德国同学惊得目瞪口呆。他解释的大致意思是，天安门有足够多的照片了，而垃圾箱照片是稀缺的。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我们。这位德国同学这辈子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的是，当年批判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的“歪曲抹黑“中国的电影时，我们中间有些可能是大学里批判文章的执笔。

1984年，中国留学生的思想既开放又保守。

有老同学来约稿，回忆一下1984-1987年间留学人员在卡鲁大学的情况。老同学现在都基本退休了，希望出一本当年留学经历的集子。

我拖了一段时间。看上去不好意思再拖了。因此干脆利用这里的写作时间用来写一些片段，最后整理一下交差。

卡鲁留学生活点滴 1984-1988

来到德国

在参加了一次考试后不久，我被通知要出国留学了。那是一次四百人的考试，参加者都是六机部属下高校和研究所的青年助教。上海交通大学那时还属于六机部，也就是造船工业部。考试的录取率很高，二取一。只考两门课，英语与数学。

那时说的留学是去美国。不久，系领导找我谈话说，留学事宜有些变化，说德国给了我国一些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去德国。找我的原因是，其他大部分人比我年纪大，再换学德语有困难了。我虽然有些顾虑，但当时没觉得美国德国有多大区别，因此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当然，我知道不答应也不行的。

潜在的人生就是一棵树，有许许多多可能的道路。这些前景虚幻成一棵树。当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人生时，隔壁的那些杈就与人永久无关了。人最后走的，只是树上的一个枝杈和下一个枝杈，，，光秃秃，一枝而已。其余的，全是曾经的计划与梦想。走到最后，成了一片叶子，落下地去，，，

1983年10月6日，飞到德国。

(封面照，起飞前与家人合影。那时怀孕，肚子已经明显鼓了，因此采用蹲姿。）

牧师夏天要回美国。来一位传道接他的班。牧师把车转给传道。问我如何办理。

一般来说，是旧车主去车辆管理处注销车牌，直接把车牌销毁。新车主去注册车牌照，去印制一个新车牌。一来一去是很麻烦的。

问问万能的群，是不是可以直接转，不换车牌。结果，老乡群里回答来了：

车牌不需要换。只需要买卖双方签一份合约，A把Fahrzeugbrief和Fahrzeugschein交给B，B就可以去办过户手续了。办过户前，B需要找保险公司取得Doppelkart，即保险预承诺。签订协议后，Ａ就可以去自己的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了。

这个回答很好，实用。之前，问Chat GPT这个问题。它不会，尽在绕弯扯闲篇。还是老乡比机器人强 😊

后记：找到一个范本。还是英语的。一般都是不会德文的来问这些问题。这套文件规范标准，连给车辆管理处和保险公司的信也有了。

https://assets.adac.de/image/upload/v1641221252/ADAC-eV/KOR/Text/PDF/kaufvertrag-privat-an-privat-englisch_aihfzr.pdf

那天聊起德国关闭核电厂的事儿。这些厂原定去年底就要关闭的。后来由于战争，延期几个月关闭。现在终于全部关闭了。我觉得操之过急了。德国现在经济大局有点落后：

电动车转型慢了。（还搞了个假软件糊弄）

核电厂下马快了。（除非核聚变以后真的搞成）

芯片占份额太小。（Zeiss公司有镜头在光刻机里）

网络技术追赶无望。

手机都是人家的。

哎，不知道德国人以后吃啥。